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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时峨眉厂主管人的思想受了一些人的蛊惑，把王晓棠说成多么差多么坏，这个片子多不好，也没有看本子就说这个是“伤痕文学”，“三自一包”——自编自导自演还要承包。没有办法，我只有拍出来才能够有发言权。

　　八一厂当时面临着如果不改革，且不说开放，是不行的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条条框框。线年之后，就是结合大片子，这是中央给的任务，军委给的任务。

　　我一个人，买张火车票坐到南京，再买长途车票到淮阴，再买船票到老子山。上了船就好了，什么人都有，卖大饼的油条的、小鸭子的，我穿个球鞋戴个草帽，也是老百姓的一员，谁也不拿我当电影人。

　　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，电影频道特别推出40集大型专题片《影响——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》，每集20分钟，从11月19日起每晚22点在CCTV-6播出，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。

　　1987年广电局提倡突出主旋律，坚持多样化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八一厂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作出改变，但也面临着改革上的困难，对此王晓棠仍然记忆犹新。

　　他说，你们八一厂这几年的片子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不通过吧，你们总政文化部已经盖章通过了；我们通过吧，你这个片子真不行。

　　所以这个本子通过了以后我就到水上去拍，很难，这又体会到改革开放。为什么难？因为你要追求真实，全是实景，很多老乡都是我的演员。

　　我在1978年就想演一个歌颂人民的本子，可怎么都没有，后来决定自己写。从写本子到自己导自己演，这个过程相当艰难。

　　她塑造出的许多人物形象至今为人津津乐道，比如《神秘的旅伴》里的彝族少女“小黎英”，《边寨烽火》里的玛诺，《英雄虎胆》里风情万种的特务阿兰，《海鹰》里的民兵连长玉芬，《鄂尔多斯风暴》里的乌云花，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里的金环和银环，还有她自编自导的电影《翔》里的园艺学家翩翩……

　　很多厂送到电影局要有一份报告，说你的片子怎么样。我说一定要实事求是，哪好哪不好。所以后来我们就特别得电影局的信任，跟我们开玩笑：八一厂的片子可以免检。本来说你的片子最不行，现在说可以免检。

　　1984年我就被任命当导演了。当了导演之后我先是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，当时叫宝安。那时有一个社会企业报，后来叫乡镇企业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我去看了以后就很吃惊，在北京等大城市没有的东西到那儿都有。

　　我定的规矩，摄制组开始很反感，哪出来的副厂长，几十年没有这个规矩了，到她这儿这样。我说，不管。几次以后制片人明白了，给他省大钱了。现在都在周期内，只要把样片让制片人送过来让他带个录音机往这一放，你不看也催着你看，导演说什么意见马上补。一下把风气翻过来了，而且这样审查完的片子就不一样了。

　　到了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在做报告时说了这些情况，过去大家都不爱听，后来竖着耳朵听。每个部门，每个人完成了多少，都有。到了年底全厂的每一个人，能拿到自己工资的四个半月的奖金。

　　那时候都觉得这是十恶不赦，觉得你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么个方面去。全国电影界的会议上点了我三次名，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，居然敢自己当制片人拍片，不可能。从这个过程里我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很不容易的。

　　从电影界来说，剧本的成活率是千分之一，一千个剧本有一个可以拍成电影就是好的。我写剧本成活率是百分之百，是我要拍的片子我才写的本。我不是投稿，我是为了自己拍。

　　他们到全国各厂去看其他人是什么样，回来我根本不用说话，他们自己在大会上做报告，说咱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们现在一年到头，拿四个半月奖金，我们发的这四个半月奖金是峨眉厂全年全厂的工资；我们到了西影厂，12月它还没暖气呢；我们到了珠影厂，你要交两倍半的工资，你才能发全额工资。

　　我说别让我回去了，我1958年从话剧团调到八一厂，现在到1988年了，整三十年了，我不如没有在那呆过，新人好一点，“不行。”

　　所以提起改革开放，一直到现在我跟厂里很多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。大家有一种共同的努力得来的成果，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。

　　我约了广东军区的话剧团的政委，董晓华，电影《董存瑞》的编剧之一。我说：“晓华，你写部队的东西比我强，咱们两个一起吧。”他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。等我们到了老子山的岛上，我没有想到这么穷，虽然知道这里苦，但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说晓华咱们可能什么都看不见，赶紧撤吧。

　　上台就得好好干，名声还传得特别快。因为是王晓棠，电影局局长滕进贤点了我的名：听说你当生产副厂长了？

　　因此华侨界从上到下支持我，科学院的卢嘉锡院长也支持我们，可管电影的就没有办法。等我的片子拍出来了，那简直是不顾一切的打，一直打到最高层。但很多领导看了，说：“这么一部好片子为什么我耳朵里灌满了是‘坏片子’，‘三自一包’，‘资产自由化’。很好的，为什么要这样？”问了这个“为什么”，就好一点了。

　　等什么三天，结果下午就打电话，说：“晓棠现在领导已经定了，总政党委定了两条路你选，要么你去总政话剧团当团长，或者是到八一厂当副厂长。”

　　本来是在八一厂拍，拍不了。后来由一个叫梁信的编剧介绍我到上海，上海也拍不了，最后到了峨嵋厂。再后来我提出来：我能不能自己独立制片，我可以自负盈亏，我可以保证它是好片子。

　　他的屋子是里外间，里面是一个大屋子办公，外面是秘书，是通着的听的见。我说了一句话秘书捂着嘴乐，我说：“那你就给我改文职吧。”就这一句话，不谈了，谈不拢。后来就让我回去考虑三天。

　　当时每个人都写稿，我也写了二十多分钟的稿。那天我运气不好，抽签抽到了下午。上午大家都念稿，那个主管到了下午说：王晓棠，别念稿就听你说吧。我就说了一个半小时，对象是各单位的政委和协理员。

　　我了解了情况就回来，写完以后再去，前后六次，跟他们都很熟了。后来大家叫我王导演，说“王导演回来了”——不说“来了”，而说“回来了”，今天煮粥的时候又多放一把菱角。我跟他们处得相当好。

　　我说我不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，但是我知道要把活干好，人的思想必须得好，必须团结。我体会政治思想工作有三条：第一，是不能居高临下，我比你高明，我是做你的工作的，这个效果肯定不行；第二，它是双向的，你给他做思想工作，解决他的思想问题，同时得到他的启迪；第三，你把他的工作做好，他把心里话说了，你不要把他的事拿去显摆，如果这样的话你失了他的信任，失了政工干部的诚朴，没有人相信你，今后你做不了工作。

　　她的青春被胶片书写在了中国电影辉煌的史卷上，而她的生命也因光影与岁月的交织变得无限丰厚与绵长。

　　我在林场呆了六年，剧本写的是一个园艺学归侨。文革中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，很多华侨，为了报国回来，扔掉了高待遇高享受，结果回来以后被打成“特务”、“反革命”，我想替他们抱不平。

　　再有就是奖励制度。大锅饭的时候，你干得好干得坏都是一样。后来只要你干得好，政治上给你荣誉，嘉奖你立功。业务上给你机会，你凭什么不好好干，是吧？政治上你有了荣誉，经济上你有了报偿，业务上你有了机会，所以对整个八一厂的人来说，拍大片的没有一个闲人。

　　后来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下面的人说今天听了半天就王晓棠说的好。职工部的部长说：我们整天说没有干部，这不是很好的干部吗？多好的干部！他们就盯上我了。

　　而且我有一个思路，是用年轻人。我两个摄影师连副导演、副摄影都没有当过，我觉得他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，观念比较新。七拼八凑给我凑个班子，有的还是调皮捣蛋的，我就还得把人调理好。

　　1987年，全总政要开个一个大的座谈会。到了八一厂，选来选去就选了导演王晓棠。因为王晓棠可以做政治工作，可以把最调皮捣蛋的小青年都弄得特别好。

　　八一厂是双重领导，一方面它要接受业务的领导，过去是国务院文化部，后来成为广电局，那么它说了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，八一厂是要照办的。八一厂的口号是，第一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。就是说以军事题材为主，而不是唯一。

　　我看完了以后再反过去看不先进的苏北地区。这里面有一个原因：当时张爱萍同志是国防部长，他原来在苏北的洪泽湖那儿战斗过。我们想在一个老区，讲个生动的故事。

　　但时光的指针扭转到半个世纪之前，总有一个名字，会最先出现在男女老少的心中，那就是王晓棠。

　　我们生产副厂长、技术室、生产部、故事片的领导，来看片子不许说好话，不用捧。要说毛病，你就得自己有水平，说的不对摄制组从导演开始是不服的，说的对马上回去改。过去一部片子拍完了才改，部队都散了，现在我们每批看完第二天告诉他，他第三天就可以补，我们省钱省人省时间，提高质量。

　　一句话将王晓棠在中国五、六十年代影坛的地位形容到极致。在表演生涯的黄金期，王晓棠曾经在十五部电影中扮演过十六个角色，甚至还完成了一人分饰两角的单挑。

　　后来用领导的话说，王晓棠在的组是模范组。我没有办法不模范，我拍的时候太困难了，老盯着我，“三自一包自由化”，不好也得好，到了当导演我当然要更好。我的组本来是杂牌，到最后的时候是最好的先进组，而且我立了三等功。

　　因为拍大片是我们的政治任务，是我们的历史责任，也是我们接受最大考验和锻炼的机会。很多年轻人都上去了，你只要有本事。你没有本事，你可以学本事。所以那会儿电影局就说，我们认为八一厂是最难改革的，它走的步子比别人大。

　　后来有一天厂里快十点半了找到我，说给你派好车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糊里糊涂就去了，跑到总政大楼，过了一会儿一个周副主任出来了，跟我没有说一点废话：“晓棠我告诉你，今年是1988年，从今年起要实行军衔制，恢复军衔，我们现在保留你的骨干给你授衔，很多人转文职了。”

　　今天王晓棠做客《影响——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》，给我们讲一讲自己的故事（以下为王晓棠口述）。

　　回来以后我跟厂里报告我说我自己去。我本来立项写一个战斗故事，那个地方不需要战斗故事，它需要的是“解放了不要忘了老区的我们”。

　　不改革开放之前，我上任问我们的财务，说是亏大发了。我说拿什么亏了？叫来一个总会计师告诉我，基层有多少钱，中层有多少钱，中层领导比如说能批三万，副厂长能批五万，厂长能批几万，超过十万要上党委会，这样就一直比。

　　作为曾经中国银幕上的当家花旦，王晓棠饰演的形象千变万化又入木三分，有着“铿锵玫瑰”的美誉。而在表演事业发展成熟之际，她又转身肩负起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重任，甘愿贡献一己之力助推中国电影事业的成长。

　　话是说完了，大家也同意，但很受罪。夜里三点写出来了，把我们叫起来三点看，五点就五点看，夜里十二点就十二点看。

　　我们写了很多的规章制度，比如说片子叫单片招标：这个片子出来了，中国（大文化）协拍，你说你报名，导演我说我是谁谁谁，我拍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你要拍成什么样？你的成本是多少？你组织什么样的班子？挑，最后变成一个。这在过去不可能的，这是其一。

　　我回来跟全厂传达，我们的影片是这个看法，我们要争气。争气也不容易，从现在立个规矩，我当导演的时候我知道所有的导演拍的片子只要通过了，都要到最后才审查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本子省里的摄制组都上了，回来的样片，送到洗印车间洗，几点洗出来我们几点看。